航空工業的春天
我于1962年9月從清華大學建筑系本科畢業分配到第三機械工業部四院（簡稱四院，中國航空規劃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前身）從事建筑設計工作。涉及航空系統內外的工業建筑、民用建筑和標準圖等方面的項目我都做過，參加過國家標準《工業企業噪聲控制設計規范》的編制和為該規范進行的航空工業生產噪聲測量，還當作援外工程的設計總監理，也擔任過設計、校對、審核和院審。在四院的建筑設計崗位堅守近半個世紀，經歷了建設事業的摸索、繁榮與發展。回首當年，有苦有甜，有激情有快樂，尤其是剛參加工作那幾年，雖然距今遙遠，但那些日子仍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當時正值國內經濟形勢由三年困難轉入逐步好轉之際，四院大批人員分別從工場、農場回到設計院，一邊對憑“一紙天書”（當時對設計簡化和快速設計圖紙的戲稱）建成的廠房進行改造設計和返修加固，同時也開始投入新一輪建設高潮。當時建筑專業人手短缺，我們首批來自清華大學和天津大學的10名建筑系畢業生來到土建科，受到領導重視和同事關注，全科召開了熱情洋溢的迎新會。我所在的302組（發動機系統土建組）有20多人，有大學生、中專生和結構繪圖員。他們都是老同志，都是我的老師，手把手教我如何畫圖、如何用標準圖、如何與其他專業打交道。組長放手培養，老同志無私幫助，大家努力工作、團結協作、重視業務學習。我在這個氛圍中開始設計工作，受益匪淺，至今難忘。
從進院到1964年，工作穩定，任務飽滿，晚上不是加班就是業務學習，每周還有一次小組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設計工作中，全院都很重視質量，自校、校對、審核一絲不茍，底圖上密密的藍色、紅色小點表示自校和校對已完成。全三科只有兩位建筑專業的審核，他們掌有技術大權，很有威信。為了使圖面清楚美觀，大家都練習寫好仿宋字。建筑專業更加重視廠房的立面和廠區的街景效果設計，可是廠房平面和門窗多由工藝條件限定，外墻多是清水磚墻、女兒墻，門窗套有少量水泥砂漿抹面，因此立面設計自由度不大。
那兩年我逐漸掌握了設計業務，工作認真努力，樂意加班，重視業務學習，注意搞好專業間的協作關系，對自校十分仔細，對校對十分服從，對審核更是信服。我從畫剖面、詳圖、基礎、地溝一路學習成長起來，也校對簡單的圖。我還幫助設計了一座試驗辦公樓的立面，畫了一些小草圖貼在墻上供大家討論。
1964年下半年，國家號召所有設汁院都投入到群眾性的設計革命運動中去，到現場去抓緊三線建設。全科重組工作組，分別下放到工廠工地。1965年元旦到4月底，我隨工作組先后到陜西興平、西安參加現場設計，結合現場情況制定設計方案，白天抓緊時間設計繪圖，工作之余，我們幾個年輕人游歷了興平、西安周邊基礎名勝古跡。
1965年6月，我帶病到貴州搞現場設計，跟著工作組從貴陽乘卡車翻山越嶺過鴨池河，一路驚險到達大方縣群山環繞的烏鴉洞。工作組的任務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制造廠的舊址上建廠。
層辦公樓。我們上樓畫圖下樓睡覺，吃飯在幾十米外的烏鴉洞，洞里廢棄廠房的一角當作食堂，廁所在離辦公樓較遠的山坡上。大方地處貴州貧困山區，當時還有土匪出沒，一到晚上我們就不許外出，夜里雇請民兵站崗。我本就有病，加上水土不服，嚴重的腸炎久治不愈，夜里不敢去廁所，每到睡前就超劑量服藥。
晚上加班，大家穿著半高筒雨鞋，扎緊褲腳防跳蚤。圖板上一邊一根蠟燭，在昏暗搖曳的燭光下，用一字尺、鴨嘴筆、小鋼筆一線一字完成施工圖的設計。
在大方，條件雖然艱苦，但大家精神愉快、充滿激情。工作之余，集體工間操、詩歌朗誦會、游山采花草，工作生活和諧豐富。
大概在9月，王忠祥院長從大方縣帶著我們幾個先遣隊員乘吉普車跋山涉水經織金縣南下安順市。我一路暈車嘔吐不能進食。
到了安順，我們在一座廢棄的大廟扎營，靠了邊的菩薩看著不同于當地人的我們打掃他們的殿堂。后來大批人員到來，組建了安順工作組，請走菩薩支起折疊桌椅，在潮濕陰冷的廟堂里展開緊張的設計工作，還常到幾十公里外的現場查勘。沒有曬圖設備，就在小院里利用太陽能土法曬圖。全組苦干了一個秋冬，完成了位于鎮寧的130、150等廠的設計。這次設計按照靠山、分散、近水扎大營的方針進行，廠區結合地形少占良田或圍繞山頭或靠著山邊集中布局，廠房也符合生產要求。
在安順大廟，雖然工作緊張，生活艱苦，遠離親人，但為了三線的航空工業建設，大家熱情高漲，樂觀活躍。年底設計接近尾聲，有幾個人在編排工作組回京會演節目，我負責編寫詩歌聯唱的朗誦詞，一寫就是半夜。
1966年春節節后，組建三個工作組再度回到貴州，安順工作組改成601工作組，下到位于鎮寧安西的150廠工地邊設計邊施工。
去年在安順大廟完成的設計作廢，要求按照“靠山、分散、隱蔽”六字方針重新設計：把廠區分散如羊拉屎，把大廠房分割成幾個擠在一起的小房子，把鍋爐房煙囪順著山坡埋到山頂、機加廠房埋進山坳。面對新的課題，各專業設計者發揮想象，盡力滿足工藝生產要求，努力尋求廠房隱蔽、排水和通風方案。
我承擔埋地機加廠房建筑設計，后來和結構設計者一起寫了《怎樣設計埋地廠房》，為此我還被選入參加貴州現場經驗交流團匯報交流。
同年5月，150廠設計完成，工作組轉移到鎮寧縣瓦窯堡，在村里最大而實際上并不算大的四合院里，開始設計140廠。木構架墻石板瓦頂的民居就是工作室，工作室上低矮的閣樓是宿舍，有的男生還曾睡在村外有頂無墻的牛棚上層。工作之余，我們訪貧問苦、幫農勞動、挑水幫廚，每遇好天氣，黃昏之時就和牛群同享一條小河洗漱。
6月，“文革”爆發，我們在這偏遠封閉的山村亦被卷進風暴。建筑組除繪圖員外幾乎都未幸免，組長是黑祖師爺，組員是徒孫，我是黑尖子，大字報鋪天蓋地。在痛苦與困惑中，違心之時不是沒有，但整人誣陷之事則絕不去做。風暴中設計還在進行，現已想不起畫的是什么了。不久工作組解散，我和幾人輾轉貴陽花溪整理檔案，過了一段平靜日子，年底到陜西漢中洋縣參加另一個現場工作組，此后回京。
年院里已沒多少設計任務，文革在繼續，領導靠邊站，一拔人“抓革命”，一拔人“促生產”，我以自己屬于“促生產”這撥人而心安。
走上社會參加工作的前五年，是一段特殊的年代，設計者的艱辛并沒留下多少實物，經驗更無從向后來者述說。只是，如我這樣初出校門滿腔熱情單純聽話的青年人，歷經現場設計的磨練、文革風雨的吹打，而后就少有不能跨越的溝坎了。那個年代設計團隊在艱苦條件下，互相關心、團結合作，不懼艱苦、樂觀向上，為祖國航空工業多做貢獻的工作熱情和進取精神，是可歌